文字/编辑：流云
1948年12月1日，子夜，上海外滩发布戒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队挑夫，从（国民党）中国银行大门里，闪了出来。他们两个人一组，吃力的把一个一个木箱，从银行向码头扛去。
四周一片死寂，我们能听到的只有挑夫们粗重的喘息声和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。
夜深人静，戒备森严。他们到底在搬运什么呢？
1948年11月30日的上午，缉私艇“海星号”的船员们就接到指令，待命出海。
他们在黄埔滩路13号也就是民国海关总署大楼的码头一直等到12月1日凌晨1点，艇长才下达出发的命令。
可是等船走起来，艇员们才有些惊讶的发现，这趟航程，未免也太短了些吧？从黄埔滩路13号到黄埔滩路23号，走路都用不着5分钟的行程，这是折腾什么呢？
艇员们忍不住问艇长：“这次的任务是要干什么？”
艇长说：“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东西平安的运到目的地，其它的不要问。”
直到他们看见一对对挑夫，将一个又一个的沉重的箱子抬上了船。他们才隐隐的感觉出来，事情有些蹊跷。
船上运的什么东西不知道，目的地在哪也没透露，整个事件似乎进行的神不知、鬼不觉。但是有句老话说的好，叫：“人在做、天在看”。如此隐秘的行动，都被旁边楼上的一个人尽收眼底，没等转天就暴露无遗。
原来防来防去忘了防上面。（国民党）中国银行大楼的西面紧临黄埔滩路20号华懋饭店。中间仅隔一条仁记路，中国银行的侧门就开在这条路上。挑夫们从仁记路上的银行侧门出来，挑着担子向码头走去，在华懋饭店北楼的房间里，全都能看的一清二楚。
如果是平常人看到这些也不会联想什么，但是当时住在华懋饭店里目睹搬运过程的这位可不是一般的客人。他的名字叫做乔治-维恩，他是《字林西报》的王牌记者，而《字林西报》的报社大楼就在黄埔滩路17号。
这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传媒前辈。高度的新闻敏感让他在看到搬运过程的那一刻就想到了很多。1948年12月1日当天，稿件就发出来了。
当时在（国民党）中国银行的旁边就是（国民党）中央银行，作为负责民国货币政策的主体，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大楼只设有办公室，没有金库。而旁边的（国民党）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其实就是国库，而那道侧门就直通（国民党）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。很显然，挑夫们搬运的就是国库里面的东西。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东西。
黑夜、重担、全区戒严，种种反常的现象混杂在一起，让乔治-维恩在没有实际看到箱子内容的时候，就已经作出了判断。这里边是金子，政府正在清运国库，蒋介石要跑。
英国记者乔治-维恩的这一篇报道，美联社、路透社迅速跟进，全球转发、舆论哗然。1948年12月2号，“海星号”还在路上呢，香港左翼进步报纸《华商报》就刊出了文章。这个天衣无缝的行动，转眼之间就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。
这是一个绝密的计划，除开蒋介石，就只有俞鸿钧、蒋经国、宋子文三人知道事件的内情。乔治-维恩的这一篇报道让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全无。秘密泄露的如此之快，让蒋介石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扒光衣服的小丑。
不光是对乔治-维恩一个人，蒋介石对这帮外国记者也是深恶痛绝。因为这些“不规矩”的老外记者，每次都会说出跟国民政府对着干的实话。他们不仅写出了国民党溃败的真实情况，甚至还配发了战情地图。
1949年初，乔治-维恩和一些外国记者突然被绑走。他们很快地速审速决，直接被判了死刑。乔治-维恩的老婆打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就赶紧去找了费恩-沃斯求救。费恩-沃斯直接找到了蒋介石进行要人。
抓捕外国记者本就是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如果他们没有发现，秘密处死就完事了。但是现如今事情已经败露，再坚持下去就没有必要了。毕竟当时蒋介石已四面楚歌，实在没有精力去跟这个外国政府进行周旋。所以在乔治-维恩他们被捕36小时后，他们又被秘密的了出来。
